从巴东大山里出来打工的周某甲，在工地做工时摔伤了。

2025年的一天下午，某建设工地，他正在拆除模板。突然，脚下一滑，从高处跌落。右侧肋骨骨折。

躺在病床上，他反复琢磨一件事：这伤，算谁的？

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认定：工伤。用人单位为总承包建设工程公司。

可总承包公司对该认定不服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起诉状上写着：原告系项目总承包方，已将相关劳务工程分包给某劳务公司，周某甲系该劳务公司下属班组雇请的工人，原告与他之间从未建立过劳动关系。公司认为，自己不该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。

周某甲不懂什么叫“分包”，什么叫“用工主体”。他只知道自己在工地上受了伤，只知道那张工伤认定书上写着总承包公司的名字。可赔偿呢？迟迟落不了地。

等。是他唯一能做的事。

等法院开庭，等判决下来，等公司会不会上诉，等再去申请劳动仲裁，等可能还要再打一场民事官司……每多等一天，日子就多难一天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家公司没有为他缴纳工伤保险。一旦认定公司为责任主体，所有工伤待遇都将由公司直接承担。公司是否有赔付能力，是个未知数。

案子到了法院。

庭审那天，三方各执一词，火药味很浓

总承包公司咬定一个理：活是分包出去的，人不是自己雇的，工伤认定认错了对象。周某甲的代理人则坚持：人是在总包工地上伤的，简易劳动合同盖的是总包公司的章，这责任推不掉。人社局拿出了调查材料，可分包公司在用工关系问题上态度不明。

争议很大，谁也没有退让的意思

按常理，开完庭，等判决就是了。可法院没有这么做。

法官合上卷宗，反复在想一个事：一纸判决下去，能解决周某甲的问题吗？就算法院维持了工伤认定，公司还可以上诉；周某甲可能还要再走仲裁、民事诉讼，才能拿到赔偿。

判决不是终点，事了才是

于是，法官把三方重新请到了一起。

公司不是不想承担责任，而是担心自己不该是那个责任主体。工程分包出去了，活儿是别人雇的人干的，凭什么要自己来赔？更何况，公司没有缴工伤保险，一旦责任落定，赔偿数额不小，经营压力实实在在。

劳动者这边，工伤认定拿到了，可赔偿款还隔着一道行政诉讼、一道劳动仲裁、一道民事诉讼。每多一道程序，就是几个月的等待。

人社局呢？案子到了手里，用人单位不配合提供材料，劳动者对法律程序一知半解、举证困难，调查取证常常跑空。

法官琢磨透了一个点：这起行政诉讼的核心症结，其实不在“工伤认定对不对”，而在“赔偿怎么落地”。与其在程序上反复拉锯，不如让几方坐到一张桌上，把账算清楚。

思路一变天地宽

法院让人社局现场核定工伤待遇的法定标准；让仲裁委参与进来，提前介入，让调解协议直接具备仲裁效力；把周某甲和公司也请来了，面对面，把话说开。

几轮艰苦的协商后，达成了赔偿协议，并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调解书予以确认。公司撤回了行政诉讼。

周某甲不需要再为劳动争议诉讼奔波。公司也在调解中获得了相对可控的赔偿方案，避免了后续仲裁、诉讼的叠加成本。

庭审时的激烈交锋，最终化作了调解协议上的握手言和。

在洪湖

案件审理中，像周某甲这样陷入“认定易、赔偿难”困境的工伤职工，不止他一个。唐某乙在车间被机器钉穿食指，同样被认定为工伤，同样公司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，同样面临漫长的等待。

同月，唐某乙的案子也以同样的方式化解。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及关联民事纠纷，在洪湖法院“府院联动”的机制下得到了实质解决。“这样的结果，比打赢这场行政官司还踏实。”企业负责人这样说。

解决行政争议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，是行政诉讼制度的职责使命。以“如我在诉”的意识办好每一件民生案，将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落到实处，实现“案结事了、政和人和”——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要求。洪湖法院的实践探索，正是对这一要求的落地与回应。

解法，从“心”出发。当“案结事了、政通人和”从理念走向实践，司法便有了触手可及的温度。

春末的洪湖，江风温润。

法院大楼里，新的案卷还在翻开。每一个名字背后，是一份对公正最朴素的期待。而每一次“心解法”的实践，就是给这份期待一个踏实的回答。